楊躍承表示：“新時代，擎起創新的火炬，更要把握好戰略框架、核心要求、基本規律、時代特征。而時代特征就是，在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背景下，在國家轉型升級的重要拐點，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追求實現高質量發展、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
“創新”貫穿于發展的主線
“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工作了26年，最深刻的體會就是，超前的認知和不斷的創新。作為觀察者、參與者、推動者和具體工作的組織者，從火炬計劃項目、科技型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國家重點高新技術企業、瞪羚企業和獨角獸企業到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產業集群、創新集群和創新經濟體，從高新區的起步探索、產業集聚到三類園區、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科學(技)城和創新生態體系的建設，從創業苗圃、科技企業孵化器、加速器、全孵化鏈條的打造到眾創空間、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及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共同創新創業的‘雙創’升級，從科技成果的交易和轉化、國家技術轉移示范機構、區域技術轉移中心和集聚區的建設到科技成果產權制度的改革、技術的資本化和產業化、科技創新服務體系的建設與發展，從工業經濟發展模式、要素驅動、規模擴張的線性增長到創新驅動、平臺經濟、共享經濟、智能經濟、新經濟發展范式的指數增長，火炬點燃的一個個創新的‘火苗’漸成‘燎原之勢’。我身在其中，充分體驗到創新的快樂、發展的變化、戰略的成就。”楊躍承說。
“30年來，火炬計劃和國家高新區發展的重要經驗，主要在于三個堅持、三個結合、三個持續不斷。”在楊躍承看來，“三個堅持”即堅持深化改革、堅持開放合作、堅持創新發展，“三個結合”即科技與經濟結合、政府與市場結合、中央與地方結合，“三個持續不斷”即持續不斷集聚創新創業要素、持續不斷營造創新創業環境、持續不斷培育創新創業主體。
楊躍承介紹，火炬工作主要圍繞戰略創新、科技創新、組織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和文化創新等，著力體現國家意志、引導方向，建設創新、服務、效率、學習型組織，深化改革、積極推動與科技創新、高新技術產業化相適應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順應趨勢潮流、響應產業變革、形成創新發展的話語體系，促進相互學習和交流，營造鼓勵創造性、開放性、協同性、包容性和社會化、民主化的文化氛圍。
“組織實施火炬計劃項目主要是‘讓開大路、占領兩廂’，即讓開當時的支持國有大企業為主的計劃體制，轉而發展和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民營科技企業和吸納科技成果的鄉鎮企業。”楊躍承表示，以“火炬計劃項目、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項目”為出發點，通過政府引導資金、科技貸款和貼息、投資基金等政策工具，以指導性、引導性和市場化機制促進高新技術成果的商品化、產業化和國際化，培育發展高新技術企業，我國新興產業得到快速蓬勃發展。
“火炬計劃發展形成的重要載體——國家高新區，已成為我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基地。”楊躍承介紹，經過30年的發展，國家高新區已達168家，依托國家高新區設立的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達到19個。2017年，156家國家高新區地區生產總值總和達9.52萬億元，占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1.5%，國家高新區已經成為我國創新發展的領頭雁。同時，通過自主創新，國家高新區營造了良好的中小企業創新創業生態環境，并培育了華為、騰訊、阿里巴巴、百度、中聯重科、烽火科技等一批引領時代的科技企業，培育形成了中關村新一代信息技術、武漢東湖光電子、深圳通訊等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型產業集群，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新動能。
“30年的發展實踐證明：國家高新區是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環境的重要支撐，成為創新創業人才集中、主體培育、服務提供、資本投入、制度進化、文化弘揚、國際創新資源整合利用的核心載體;是樹立新理念、研發新技術、利用新模式、打造新產業和發展新經濟的引領者;是深化改革、開放合作，輻射、帶動、示范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功能性平臺。”楊躍承說。
“可以說，創新是一直貫穿于國家高新區發展的脈絡。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創新型科技園區、創新型特色園區等三類園區建設，是創新分類指導的重要原則。”楊躍承告訴記者，由于各地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發展階段的不同，針對不同園區，要有不同的發展策略、路徑選擇，國家高新區要根據自身情況，因地制宜，集聚創新要素，促進科技和經濟結合。
“2006年，科技部火炬中心把國家高新區的評價，由原來的系統性評價改成政策性評價。”楊躍承說，系統性評價著重于高新區的發展狀態(如地區生產總值、工業增加值等)，而政策性評價則是引導高新區按照國家所希望的正確方向進行發展。“彼時，科技部火炬中心組織中科院政策所，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創新發展報告等國際上重要的理論模型拿來研究，提出了國家高新區政策評價理論模型，同時把國務院提出的國家高新區‘四位一體’戰略定位作為高新區評價的發展導向，并作為一級評價指標，引導國家高新區樹立正確的發展方向。現在，這一模型還在用，但是有了更新。”
“中關村是我國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的一面旗幟。中關村立住了，國家高新區就立住了;中關村成功了，國家高新區就有了示范和榜樣，就能夠輻射帶動全國高新區的發展。”楊躍承表示，為把中關村這面旗幟舉得越來越高，讓中關村的輻射作用越來越大，科技部火炬中心主動與中關村進行緊密合作，推動了一系列具有戰略性、政策性和前瞻性的重要工作。例如，2007年在中關村率先啟動“新三板”試點;2008年開始推進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調研和創建工作，“當時用了近一年時間，在科技部和北京市的帶領下，科技部調研室、火炬中心和中關村管委會共同總結成就和經驗，分析了挑戰和不足，提出了高新區發展方向性的判斷和政策建議”;2009年，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經國務院批準建設;2012年，科技部火炬中心與北京市科委共同在中關村建設國家技術轉移集聚區;2013年，中央政策研究室相關負責人在中關村進行深入調研、召開座談會，謀劃高新區戰略提升與發展;2013-2014年，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支持中關村創新型孵化器和中關村創業大街的建設，中關村創新型孵化器被納入國家科技企業孵化器管理序列;2015年3月初，科技部火炬中心與中關村管委會順應“雙創”和互聯網發展大潮，聯合發布了“創業中國中關村引領工程”和“國家高新區互聯網跨界融合中關村創新工程”。
“可以說，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工作的26年，踏踏實實做了一些創新的事。”楊躍承表示，科技部火炬中心在理念、思想上做到引領，把基層的創造、園區的經驗和個性的案例進行總結，從個性中提煉出共性的、規律性的東西。同時，根據發展目標、需求和存在的問題，提出發展方向，并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
“科技部火炬中心的很多創新都是‘自選動作’，不是‘規定動作’。這些‘自選動作’，關鍵是要滿足地方發展的需求，要得到地方的認可，幫助地方優化環境、解決問題、促進發展。”楊躍承說。
“總結經驗是為了以后更好地發展。要素集聚、人才集中、組織集成、土地集約、產業集群，這’五集’就是國家高新區成功經驗的總結。”楊躍承認為，未來國家高新區應重點打造創新創業生態，構建更加有效的創新創業載體，努力培育有競爭力的創新創業主體，打造高水平的創新創業服務體系，推動形成高效配置資源的市場化機制，設計吸引利用國際高端創新資源的政策制度，營造良好創新創業文化氛圍。同時，國家高新區要加強原始性創新，在前沿技術方面有重大突破，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并促使其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產生世界級的跨國公司，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率。
“國家高新區應強化功能性作用。”在楊躍承看來，目前大部分國家高新區已有較大的經濟體量，未來國家高新區還應在新產業培育、提供發展范式、提供改革方向、構建現代化經濟發展體系等方面著重發力，讓國家高新區真正成為我國高質量發展的創新示范者和引領者。
構建創新創業生態追求高質量發展
1987年，我國首家科技企業孵化器誕生于武漢。截至2017年年底，全國共有孵化器4069家、眾創空間5739家、加速器500多家，形成接遞有序的創業服務生態。
楊躍承表示，根據科技企業的成長規律，從最初的孵化器建設到后來完善的“創業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孵化鏈條，為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創業企業和團隊提供了有針對性的成長空間和服務機制。“對未成立企業的創業團隊開展選苗、育苗工作;對孵化器內企業提供高水平、高質量的專業化孵化服務;對具有高成長性的企業不僅要’扶上馬’，還要’送一程’，鼓勵其進入加速器從而加快成長。系統性地將各類資源和服務進行有效集成。”在楊躍承看來，“創業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孵化鏈條在任務上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在服務上既有差異化又注重集成，最終形成從項目初選到產業化發展的全鏈條一體化創業孵化服務體系，形成適應科技企業發展的完整生態體系，促進科技企業迅速成長壯大。
2012年，“創客”席卷而來，也讓創新孵化再次延伸，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進入公眾視線。
“2013年初，我與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管理處、中關村創業服務處相關負責人到中關村創客空間、車庫咖啡、36氪、亞杰商會等創新型孵化器進行多次深入走訪;當年10月，又與科技部火炬中心技術市場處、深圳孵化器協會相關負責人到深圳柴火空間等地進行調研，深入了解創客運動。隨后，寫成的調研報告——《創客：中國智造到中國創造》得到了科技部領導的重視和批示，科技部火炬中心為推動我國的創客運動、眾創空間，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楊躍承說。
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大力發展眾創空間，讓“草根創新”蔚然成風、遍地開花。2015年3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發展眾創空間推進大眾創新創業的指導意見》。眾創空間的“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勢，創新創業進入“黃金時代”。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打造‘雙創’升級版。我認為，‘雙創’升級版的內涵，縱向是追求高質量創新創業、追求高效率創新創業、追求高精尖創新創業;橫向即鼓勵跨境、跨界、跨區的創新創業，鼓勵軍民融合的創新創業，鼓勵大中小企業融通的創新創業。所謂‘雙創’升級，就是要提升創業行為的確定性、追求創新系統的有效性。”楊躍承介紹，一般的創業孵化，其成功率在10%以下，不確定性高。而海爾內創業孵化的成功率大約為50%，小米生態圈的成功率則在90%以上，創新創業行為基本具備了確定性。“創業企業的成長發展有短跑、長跑和接力跑，不要簡單以做大為成功的標志，人生的追求、成長的歷練以及思想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的產生、體現、提升和實現都是成功的標志。”
“創新創業講的是創新創業的民主性，大家都有創新創業的權利，都可以參與創新創業，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種文化，形成一種氛圍，這是低成本的創新創業，對解決就業、發展活力經濟具有重大意義。我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工作時推動了中國創新創業大賽、中國創新挑戰賽的設立，這兩大賽事對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進入新時代，高質量發展要求我們要倡導精益創新創業和共同創新創業。”在楊躍承看來，精益創新創業要追求創新創業主體的有效性、創新創業條件的確定性和創新創業成功的可能性，要方向清晰、風險可控、不浪費資源、成功率比較高。
“共同創新創業是講創新創業的融通性。”楊躍承表示，共同創新創業就是要把人才、技術、資本、政府、市場、高校院所、社會組織、大中小企業進行全面鏈接和融合，使供給與需求、企業與產業、公共服務與市場機制集成同步，同頻共振，相互作用。“這樣能產生更好的效果、更高的質量和效率，能夠切實對經濟的增長、產業的發展、轉變發展方式產生更大作用。”
“共同創新創業需要孵化器打開空間，順應共創。”楊躍承表示，目前國內絕大部分孵化器和眾創空間都是基于物理空間概念，大部分是點狀分布和自營。“打造‘雙創’升級版，就不能把創新創業的視角僅局限在一個空間的概念。未來的創新創業沒有邊界。因此，孵化器一定要走出‘孤島’，打開空間，進行跨邊合作和聯營，倡導聯合創新創業、專業化重度孵化、產業孵化、平臺孵化、生態圈孵化，創業者、投資人、大企業、政府要加強協同，形成融通發展，共同的創新創業。”
楊躍承認為，創業孵化有兩面性，即公共服務屬性與市場化商業屬性。公共服務屬性要求為中小企業提供的服務具有普惠性和基礎性，如可以低房租、給補貼，提供公共政策的支持。市場化屬性則要求為中小企業提供的服務具有專業性、增值性、盈利性，用市場化機制提供創業的方法論培訓、對接供應鏈、提供天使投資和創業投資、對接市場渠道。
“以往的工業經濟是以生產為中心，是供給導向;現在的互聯網經濟、數字經濟是以客戶為中心，更多的是需求導向和問題導向。華為、阿里、小米、海爾都倡導以客戶為中心，這也是時代特征。在科技服務行業，特別是創業孵化行業，以往更多的是成果轉化模式的正向孵化，但如何滿足客戶需求、以客戶思維來推動科技服務業發展等方面的考慮還不夠。”楊躍承表示，提高創新創業質量和效率，追求創業孵化可持續發展，在強化科技驅動的前提下，要深化客戶思維，提倡反向孵化、需求導向和問題導向，將正向孵化和反向孵化進行有機結合。惟此才能讓創業孵化與科技服務機構形成良好的商業模式，做到可持續發展。
創業是成果轉化和技術轉移最有效的方式，創業者有其股是創業成功的基礎，投資人在早期更看重創業團隊，將技術和科技人才資本化、股權化是最好的激勵機制，做到了無形資產確權、所有權明晰、技術創新能力的轉移。技術的資本化、股權化就是標準化，只有實現標準化，技術才有好的流動性。在楊躍承看來，“講技術許可、技術轉讓、技術交易是技術經紀人的事，只是中介服務，企業家、投資機構等實際買家和決策人很難聽懂，主板、中小板、創業板、‘新三板’等資本市場交易的都是企業股權，技術、人才依附落實在企業的載體上并結合商業模式、市場規模、盈利能力等才能更容易地做價值判斷，才有技術產業化的希望，才有高效率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因此，新科技成果轉化、技術轉移和創業孵化具有一致性，最好不要將成果轉化、技術轉移和創業孵化完全隔離開來。當然，有些科技成果的跨界應用、技術擴散還需要技術經紀人和科技中介服務。”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經濟活力之源，也是轉型升級之道。當前，“雙創”與產業升級融合發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正成為激發實體經濟新動能的重要引擎。楊躍承認為，打造“雙創”升級版，就是要更好地發揮“雙創”對產業創新的促進作用。同時，通過產業創新推動“雙創”高質量發展，加快“雙創”與產業升級的融合發展。“從產業視角推動創新創業，就是在垂直行業促進產業孵化。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需要基于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新流程的創新創業中小企業的能量交換，創新創業中小企業的成長發展需要大中型企業的賦能帶動。一方面，需要企業家有再創業和產業創新的認知;另一方面，創新創業孵化機構和中小企業也要從產業視角去認識創新創業的有效性，大中小企業要融通發展是新時代的需求和要求。”
“創業企業成長確實不易，現在大家對創新創業生態認識越來越深刻。”楊躍承告訴記者，創業存在著不等式，比如有了創業團隊不一定有技術，有技術不一定有產品，有產品不一定有銷售，有銷售不一定有利潤，有利潤不一定做出一定規模，做出一定規模不見得企業能夠持續成長做強做大。企業成長過程當中，每一個環節都有天花板，都會遇到瓶頸，要解決成長過程當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一方面需要創業團隊學習和努力，另一方面必須構建社會化、市場化、完善的創新創業服務生態、產業創新服務生態、區域創新生態。
“創業是培育主體的行為，創業主體多了，創新才會更多地發生。更多的科技創新，才會有更多的科技企業。有了更多的科技企業，才會源源不斷地產生科技創新，推動高科技產業集聚發展。”楊躍承說。
火炬事業有一套成功的做法
“今年是火炬計劃實施30周年，在改革開放40年中，一個國家的指導性計劃如此長盛不衰并不多見。國家高新區作為中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創新經濟的核心載體依然堅挺支撐。火炬事業的成功應該說有一些好的經驗和做法。”對此，楊躍承有六點體會。
一是要依托堅強的領導并保持戰略定力。實施火炬計劃是國家的重大決策部署，從初始到現在一直得到了黨中央和國務院主要領導的關心和支持，歷任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的鼓勵和支持，都體現了火炬計劃和高新區所肩負的國家意義和使命。同時，火炬計劃和高新區工作也得到了科技部歷任領導、地方黨委政府領導的持續的關心和支持。火炬計劃和高新區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代代火炬人的堅持和努力，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不斷創新發展思維和模式、不斷追求更新更高的目標，保持住了戰略耐心和定力。
二是要持續地以創新驅動引領發展。“改革與創新是孿生，改革就是創新、創新可以促進改革。”從發展是硬道理、科學發展觀到創新驅動發展，在改革開放40年發展進程中，火炬計劃和高新區的發展圍繞著人才、科技、成果轉化、創業、企業、金融、政策、服務、招商、國際合作、平臺載體等，研究推動理念創新、戰略創新、改革創新、開放創新、組織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文化創新、集成創新，用創新尋找方向和路徑、用創新驅動引領和支撐發展。
三是要著力科技與經濟的緊密結合。火炬計劃和高新區成功地將中央與地方、科技與經濟、政府與市場進行了有機結合。這個結合點在于達成了國家目標和政策導向、地方政府與區域經濟發展期望和市場主體(如創業者、企業家和投資人)價值利益取向的一致性。通過火炬計劃的項目、科技型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孵化企業、高新區、科技金融等政策工具讓科技創新直接滲透融入經濟主戰場，突破了原有線狀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和產業組織方式，讓經濟發展的計劃和決策重心下沉，構建了更加靈活、更加具有效率、因地制宜的區域塊狀經濟發展模式和產業組織方式，調動地方積極性、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責任主體作用，形成了創業孵化、企業集聚、集群發展、創新生態和科技產業城市融合發展的新發展范式。
四是要通過學習和研究不斷提高認知水平。新科技革命和改革開放催生了火炬計劃，推動了高新區的建設。但是，要做到科學發展、創新驅動引領發展，必須對國家的創新戰略、創新發展理念、新科技趨勢、新興產業發展、創新制度和政策、科技企業成長規律、產業價值規律、新經濟范式要有理解和認知。科技部火炬中心是個學習型的組織，在組織推動火炬工作過程中認真學習借鑒國際上的先進經驗，虛心學習地方和高新區創造性的探索和實踐，通過各方面專家了解技術領域和細分產業發展方面的知識，注重調查研究和總結分析，通過各種論壇、高新區主任聯席會議等加強思想傳播和工作交流。2006年以來，科技部火炬中心特別注重發揮智庫的作用，提升認知能力。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研究局、科技部辦公廳調研室、中科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北京大學國家高新區發展戰略研究院等單位及相關負責人，都給予了火炬工作和高新區工作在重要政策指導、戰略咨詢、理論支撐、規劃制定、工作協同等各方面的支持。
五是要有一大批事業合伙人。一項工作能夠做到可持續，除了事情本身的意義和價值，還需要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科技部火炬中心在推動工作過程中，主要依托幾百個有強烈意愿開展火炬工作的各級地方科技主管部門，160多家國家高新區管委會，7000多家科技企業孵化器和眾創空間，500多家技術轉移示范機構和幾百家科技金融機構和投資機構，10多萬家高新技術企業和大批的科技型中小企業。但火炬工作并不封閉，科技部火炬中心與教育部、財政部、中科院、中國證監會、深圳證券交易所等部門和機構都有很好的協同與合作。這些都是志同道合的事業合伙人，共同推進創新創業、發展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和新經濟。
六是有明確職能的工作推進機構。科技部火炬中心是組織推動火炬工作重要的職能機構，從成立時的30多人、7個處室，發展到目前的100多人、18個處室。設有包括高新區、孵化器、技術市場、科技金融、特色產業集群、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政策統計、國際合作等專業和職能處室，負責聯系推動高新區、創業服務、成果轉移轉化、科技金融等工作的政策研究、規劃制定、園區建設、企業培育、產業促進以及國際創新資源的鏈接和利用等工作，工作自上而下有完善的組織體系、較強的組織能力和號召力、專業化推動工作的機制和能力。這一機構的設立為30年來火炬計劃的組織實施和高新區的建設發展做出了積極的努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